“彩礼按我们这边的规矩就得40万，不够的话就再攒攒，不着急。”漫长的拉锯战之后，女方妈妈仍不松口。
这是河北省河间市沙河桥镇罗位村29岁的村民罗志远去女方家“谈判”彩礼的一幕。40万元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小的数目。一边是未来的妻子，另一边是为自己结婚掏空了家底的父母，罗志远感到既无力又自责。
近年来，部分地区彩礼价格居高不下多次引发舆论关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近期在全国各地农村的一项调研显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安徽等地农村的彩礼普遍达到了20万~30万元。在江西一些农村地区，50万元左右的彩礼数额占据主流。
因高额彩礼产生的矛盾甚至恶性案件也日益增多。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近5年来涉彩礼民事案件超2万起，彩礼金额可达人均收入的10倍；因彩礼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占因彩礼引发的刑事案件的46.26％。
基于以上背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明确提出治理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次年5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整治天价彩礼、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并于2021年4月和9月，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罗志远所在的河间市是上述婚俗改革实验区的首批试点之一。河间市婚姻登记中心副主任单艳丽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自河间市被纳入婚俗改革试点以来，共办理新婚登记1万余对，当中低价彩礼占比85％左右。
在河间兴村镇大庄村，2022年建成的红色礼堂，供本村及周边的群众操办婚事。
能否“管一管”
29岁的罗志远愁坏了。研究生毕业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的婚事被两家人提上日程。但在确定婚期之前，城里的女友家提出了40万元彩礼的要求。
对于罗志远的父母来说，想拿出40万元彩礼钱，实在是难乎其难。
但女友表示自己要求的彩礼是身边同学的基本行情，她父母认为彩礼是对女儿未来幸福的一种保障，反复沟通后仍然无果。
罗志远的父母想到了一条出路，向亲戚朋友借钱，把彩礼凑齐。这在当地较为普遍，罗志远所在村的村支书罗全富说，面对高额的彩礼，农村人的解决之道就是亲戚们相互接济替下一代娶亲。
罗全富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村里盖两层楼房算上装修，一般需要20多万元，买车要10万元左右，低价彩礼需要10万元左右，这样算起来，普通家庭要备足至少40万元才能不负债结婚。这还不包括宴席、其他婚俗名目等。
河间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促进中心主任杨翠霞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在2003年结婚时，彩礼金额是1.1万元，直到2009年，当地彩礼还基本维持在这个数字。但在2018年前后，彩礼金额突然猛增。
逐渐走高的彩礼对当地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负担。这个由沧州代管的省辖县级市以农业人口为主，在彩礼金额猛增的2018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5万元。杨翠霞说，按照每户3名劳动力计算，要支付如此高额的彩礼，不吃不喝且不生大病的情况下，要4至5年才能攒够。
“高额彩礼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与男多女少有关，这背后的原因既有早些年出生性别失衡，也有求学或务工在外的女孩不愿返乡的缘故。另外，这还是村里互相攀比造成的结果。”杨翠霞说，在当地，彩礼一般为女孩自己所有，任其带去新的家庭或暂由父母保管，仅有极少部分女方家长会留下彩礼，以备儿子娶亲或老两口养老之用。
在当地较为普遍的观念是，女孩子觉得彩礼价格越高，越能代表父母对其养育的回报有价值，意味着自己更被男方重视，对未来的保障更大。“或者觉得高额彩礼下，男方离婚成本变高，更加珍惜自己，不会轻易离婚，更有安全感。”杨翠霞说。
因为高额彩礼不堪其负导致的家庭矛盾接连不断，河间市多个乡镇村民纷纷向村委和镇里反映能否“管一管”。
转折出现在2018年12月，因前一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河间市在此时召开了移风易俗推进大会，把遏制高额彩礼作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抓手和突破口。而低价彩礼、零彩礼的推行也成为接下来几年的重点工作。
推行政策之前，当务之急是彩礼标准的确立。杨翠霞记得，当时结合乡镇及村里的意见，市里相关部门反复商讨，定下了低价彩礼的标准——6万元以下。至于零彩礼，“彩礼作为延续上千年的习俗，完全归零也不现实，购置礼品和首饰也需要花销，因此我们所说的零彩礼并非一分钱不给，而是3万元以下就可以认定是零彩礼。”杨翠霞说。
紧接着，河间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乡、村三级书记任组长的各级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市级层面，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并印制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手册；乡镇层面，各乡镇（街道）根据要求，结合风俗，制定本乡镇（街道）移风易俗实施方案和红白理事会章程；在村（社区）层面，则鼓励将限制高额彩礼、鼓励零彩礼和低价彩礼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杨翠霞强调，最初的目的是遏制高额彩礼的风气，并非要求所有人都遵从执行，例如关于低价彩礼的金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标准，不同村可以根据其实际经济水平综合考量协商决定，不是‘一刀切’”。
在沙河桥镇罗位村，低价彩礼和零彩礼家庭可以领取积分，积分可以兑换部分生活用品。
各显神通
罗志远父子和女方父母关于彩礼的沟通有四次，每一次都是村支书罗全富陪着他们去的。
第一次登门的时候，女方母亲就给了他们一个“软钉子”，称可以等攒够彩礼钱再结婚。第二次登门，罗全富决定转换战术，从谈判人的阵容上下手，发动了比女方爸爸更年长的村委干部一同上门。彩礼也被他拆分，双方改为先商讨订婚彩礼。
这一次，女方父母不再提40万元的彩礼数额，只说订婚礼金20万元即可。不过，20万元在罗志远和罗全富眼中，依旧属于高额彩礼。罗全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里规定的低价彩礼标准是6万元以内，“如果高于6万元，等于低价彩礼没有推行开，谈判就是失败的”。
两次登门让罗全富了解到，女方家境尚可，并不会留下彩礼自用。只是男方老家在农村，他们不敢贸然将独生女托付给罗志远，高额彩礼意味着对女儿未来更为充分的保障。
罗全富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核心问题。第三次会面反而没有谈彩礼价钱，他领着女方父母到村里转了一圈，“看了志远家新建的楼房，村党支部大楼的走廊上正好有志远和市委书记的合照，借机再介绍下男方如何优秀”，一套流程走下来，女方父母对农村贫穷落后的印象大为改观。
第四次登门就简单了许多。这次，罗全富开宗明义，提出市里提倡零彩礼，如果接受不了，可以按照低价彩礼的标准来。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彩礼定为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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