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家公司因非法代孕广告被罚款100万元

长江日报金融媒体8月17日电(记者马辉)中泰(武汉)健康咨询服务公司因非法代孕广告被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曝光。

经调查：2016年至今年1月，中泰（武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网站上以中泰孕育中心、中泰代孕公司、武汉中泰代孕公司的名义进行非法代孕广告，声称“帮助5000多个家庭实现10年的儿童梦想”、“武汉中泰代孕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最早由业内资深生殖专家、试管医学专家和顾问共同创办的正规合法医院之一。事实上，该公司只是一家从事健康管理咨询和健康食品销售的个人独资有限公司，不是一家正规的合法医院，代孕服务是国家禁止的服务。

武汉市工商局计划对当事人处以100万元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因为当事人拒绝配合工商部门调查，违法情况严重。17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根据规定，当事人逾期不提出陈述、辩护、听证的，视为当事人放弃权利。

[编辑：金鑫]

隐患重重！70多万“无忧抱子”代孕市场成为猖獗的黑市

《经济参考日报》记者了解到，中国一些地下“代孕黑市”仍然猖獗，咨询、订单、代孕、卵子供应、医疗、法律、伦理等风险显而易见。

70多万“无忧抱子”猖獗的“黑市”猖獗

“正规医院操作，筛选优质健康胚胎，提供卵子供应和代孕一站式服务，男孩和女孩可以自由选择，双胞胎也可以！”这是记者在网上输入“卵子供应代孕”获得的大量信息之一。

据业内人士介绍，代孕有三种：一种是精子和卵子由需求方提供，体外受精后胚胎移植，借用代孕母亲的子宫妊娠；第二，只有精子来自需求方，卵子由供应商和代孕母亲提供；第三，只有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第三方精子人工授精后，代孕母亲怀孕。

记者随机找到了一家名为“天宝医疗”的机构。经过简单咨询，客服小傅提供了相关价格表。仅供卵或精子移植的费用为11万元，仅代孕的费用为35万元，涵盖供卵、移植、代孕和亲子鉴定的“一站式”服务，承诺两年内收到婴儿的“零风险”套餐为73.8万元。据她介绍，由于疫情的影响，以前出国代孕不方便，现在基本都是在国内做，同样安全可靠。

根据天眼查中关于“天宝医疗”的信息，武汉天宝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天宝医疗”所属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健康咨询（不含诊疗）、医疗系统软件开发、医疗信息咨询、医疗设备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卵子供应和移植属于诊断和治疗手术，不在其业务范围内。

与竞争产品相关的信息显示，广东、北京、云南、四川等企业有36家。大部分都有“试管婴儿咨询服务”的关键词，但几乎没有诊疗资格。记者联系了成都的一家所谓的“健康咨询”公司。表面上看，该公司为不孕症患者提供健康咨询和海外医疗。事实上，它也将成为一名代孕中介机构。一名工作人员说：“仍然有很多人来做代孕。该公司官方微博还公开提到了“感谢代孕妈妈”等内容。

在多次试管受精失败后，成都一对40多岁的夫妇冒着寻找代孕的风险。”我丈夫说他没有孩子就离婚了。想到这么多年的夫妻关系，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到处尝试。”42岁的秦凡（笔名）无助地说。

秦凡说，他们在广州找到了一家代孕机构，要价90万元去泰国代孕。他们现在正在筹集资金，所以他们准备试试。记者调查发现，老年家庭因病失去独立怀孕能力的人已成为新的代孕核心群体。提供代孕服务的中介机构也根据需要提供各种“套餐”服务，价格明确。

“借腹生子”并不美好。隐藏危机的三大风险

近年来，我国不孕夫妇数量逐年增加，中南大学生殖干细胞工程研究所肖红梅教授提到，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过早婚前性行为、性传播疾病感染、流产药物数量增加、工作压力、生育年龄延迟等因素，不孕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和国家卫生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率从20年前的2.5%上升到12%到15%左右，患者总数达到5000万。代孕已成为不孕症患者“急急乱投医”的一条路径。

中国明确禁止代孕服务，但仍有人冒险，许多风险有目共睹。

一是医疗风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朱依敏介绍，如正规医院卵子手术环境要求高，必须无菌、恒温，大多数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非正式诊所卵子，由于缺乏监督、消毒不彻底、设备重复使用、操作风险不规范，如过度刺激或感染，卵子供应商有生命危险；孕妇在怀孕和分娩过程中也可能遇到生命危险；另一个例子是孩子的风险。一旦出生的孩子有身体缺陷或疾病，如何处理后续治疗。

二是法律风险。花了70多万元找人代孕生孩子，体检发现听力弱，夫妻起诉代孕机构，要求全额退款，代孕机构要求支付18万元以上；男人找代孕，等了好几年没见孩子，钱也拿不回来，不得不起诉代孕机构还钱；女人收取1100万元作为富人代孕被判退款。近年来，代孕引起的法律案件，如代孕合同、代孕引起的监护权纠纷、继承权纠纷、监护权纠纷等。

江苏乐士律师事务所全职律师蔡平解释说，代孕合同的交易目标是出生婴儿，婴儿不能作为交易商品，因此代孕合同本身是非法的，违反了法律禁止的规定，即民法典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代孕也违反了民法典关于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的基本原则，因此代孕合同以法律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合同无效。“怀孕方、代孕方甚至代孕机构都面临多重法律风险。即使签订了代孕协议，当事人所期望的合同权益也不受法律保护。”蔡萍说。

第三，伦理风险。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认为，代孕将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和人类伦理观，践踏代孕母亲和子女的尊严，妇女将成为“生育机器”。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晓璐提出，从伦理上讲，曝光的大部分都是有偿代孕，即女性子宫和出生儿童都是商业化的。如果孩子有先天缺陷和残疾，很可能会被遗弃，甚至被代孕机构作为“失败品和次品”单独安排。即使是所谓的“客户”，他也不想要，直接要求放弃和退货。这些都极大地挑战了社会法律、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辅助生殖技术需要加强立法监督

近年来，国家卫生部门查处了多起涉嫌从事代孕活动的案件，但记者发现，这些案件只是“代孕黑市”的“冰山一角”。《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销售配子、合子和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提到：“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警告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袁晓璐表示，根据现行规定，正规医生和医疗机构只能管理，违法成本过低是“代孕黑市”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受访专家表示，有关部门不仅要区分非法代孕和生育障碍患者的愿望，还要加快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规范，依法发展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辅助生殖技术，促进国务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提高立法水平，加强对代孕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袁晓璐建议，要明确监督和打击部门的主要责任，只有卫生、市场监督、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舆论监督联系起来，打击“代孕黑市”，促进生殖辅助医疗市场的健康发展。

湖南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陈春燕表示，我国捐卵代孕不应商业化。目前，法律制度和社会伦理对捐卵代孕形成的亲子关系的认定以及父母子女继承、抚养、赡养等相应的权利义务尚未立法。

对于失去独立性的家庭和缺乏生育能力的特定群体，朱依敏表示，他们应该正视自己的需求。在完善法律法规、严格监督的前提下，他们可以适度放开自愿捐赠卵子，并由合格的正规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与代孕相比，在正规机构取卵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对捐赠志愿者有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健康保护，并严格监督器官捐赠，杜绝商业交易的迹象。"(记者黄晓帅才董小红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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